王健林父子820亿资产缩水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股权市值蒸发、资产处置折价与债务压力传导的叠加结果，折射出传统房企的典型困境。万达商管因IPO进程延迟与经营数据承压，估值从2024年初的2200亿缩水至1300亿，王健林所持53%股权对应蒸发477亿。万达电影股价一年内下跌42%，王思聪持有的1.8%股权缩水超12亿。两大上市平台贡献了总缩水额的60.9%，成为财富蒸发的主要部分。
为缓解现金流压力，万达年内密集处置19个文旅项目与37家酒店，合计回笼资金430亿，但折价率普遍超过30%。以成都万达城为例，该项目2023年估值180亿，最终以122亿转让给华润，单案折价58亿。此类处置累计造成约210亿的隐性损失，占总缩水额的25.6%。截至2025年6月，万达有息负债规模达1960亿，其中1200亿为高息非标融资，年息率普遍在8%-12%。仅2024年利息支出就达187亿，叠加兰州中院1.86亿强制执行案件的影响，债务压力通过财务费用与资产减值直接侵蚀净资产，对应缩水约133亿。
资产缩水背后是房地产行业从增量扩张到存量博弈的根本性转折。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变革构成外部压力。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政策后，全国住宅用地计划供应量2025年同比下降20%，二线城市降幅达30%。这直接击中万达传统发展模式——其2023年新增土地储备中70%位于二线城市，政策收紧导致12个拟开工项目停滞，沉淀资金超300亿，预期收益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