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是冬天的第四个节气，是阴阳转换的关键时间点，具有时令标记的意义。“冬至大如年”指旧时民间习俗，表示冬至尤如年节一样重要。
冬至又叫冬节、贺冬节，还有亚岁、肥冬、喜冬等称谓，是我国最早制定出的节气。据《左传》记载，现在保留下来的我国对冬至最早的观测记录，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至者，极也。”《恪遵宪度抄本》上说：“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至，故曰冬至。”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使用圭表测量中午时分日影长度的变化。冬至是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夏至是日影最短的一天，所以在战国以前，冬至、夏至分别被称为日南至、日北至。
冬至不仅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四时八节”之一。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体现了这一节气的重要性。
唐代在冬至休假七日
把冬至定为节日始自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淮南子·天文训》说：“冬至……阴气竭，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古人认为，冬至作为万物始成的重要节点，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历来受到朝廷和民众的重视。《汉书》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对冬至的重要性，《晋书》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魏晋南北朝时，冬至称“亚岁”。冬至日朝廷不仅要举行“贺冬”仪式，皇帝还要赐宴招待文武百官和万国使臣，接受群臣和各国使节敬酒祝寿，并且例行放假。《后汉书》里也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就是说，冬至日除皇帝祭天和朝贺外，官府例行放假，流行相邀聚会和互贺的“贺冬”或称“拜冬”的礼俗。
唐朝规定，冬至日与元正日同样“休假七日”，官奴婢给予三日休假。《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载：“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朝廷行拜贺礼后，皇帝多在大明宫的含元殿赐宴，朝野也流行冬至聚宴。
明代则在冬至“赐百官始仪貂裘帽”。《帝京景物略》载：“冬至节，宫眷内臣皆穿阳生补子蟒衣。”阳生补子蟒衣即“补子”上绣有表示“阳生”景象的官服。“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燕京岁时记》：“每年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貂裘者，均于日一体穿用，谓之‘翻褂子’。”
在中国众多的庆贺礼俗中，最高的祈祷仪式是天子举行的圜丘祀天礼。《礼记外传》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中国古代礼仪分为吉礼、嘉礼、军礼、兵礼、凶礼等“五礼”和大祀、中祀、群祀三等。圜丘祀天属吉礼之首、五礼之首，以及大祀之首，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以显示帝王的“天子”身份，以及皇权至上、无比崇高的权势。早在汉武帝确定冬至为节日之前，已有周王在圜丘举行祭天祈福活动的记载，并为历代帝王所继承。
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祭天坛庙，是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北京天地坛，早期帝王在这里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下令在天地坛大祀殿之南建圜丘坛专以祭祀皇天，祈谷坛用于祈祷上天保佑五谷丰登。嘉靖十三年(1534年)二月，诏令定名南郊祭坛为“天坛”，这是天坛一名的首次出现。
清代沿用明制，“定每岁冬至日大祀天于圜丘”，冬至祭天成为清帝亲祭的首要大礼。据统计，从明朝永乐年间到1912年民国政府宣布废止“祭天”为止，天坛的祭天整整延续了490年，有22位皇帝举行过654次(含祈谷礼)之多，致使天坛祭祀礼仪发展到顶峰。
宋人称冬至为“亚岁”
中国向为礼仪之邦，受冬至帝王祭天影响，民间也祭祖设家宴，向父母师长辈拜节。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载：“十一月，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日)。”
日本僧人圆仁留学唐朝期间，在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有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冬至贺冬情况：“十一月二十七日，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住俗者拜官，贺冬至节。见相公即道：‘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相公尊体万福。贵贱官品并百姓，皆相见拜贺。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辞，互相礼拜。’”宋人称冬至为“亚岁”，重视冬至一如唐人。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冬至的情况时说：“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遝(tà)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岁时杂记》载：“冬至既号亚岁，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为冬除。”冬至节的前一天被称之为冬除或除夜，外出的人要回家祭祖过冬节，全家老少齐聚吃团圆饭，与除夕一样也叫“添岁”。清初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写道：“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馄饨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
从现有史料来看，冬至吃馄饨的习俗起码在唐代已经形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节“沙弥对僧，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吃粥时，行馄饨、果子。”敦煌文书《冬至相迎书》：“长至初启，三冬正中，嘉节膺期，聊堪展思。竟无珍异，祗待明公，空酒馄饨，幸垂访及。谨状。”空酒是谦语，意为薄酒。冬至请朋友赴宴吃馄饨，以贺佳节。
冬至吃馄饨的习俗在宋代已经非常普遍，宋陈元靓《岁时广记》称：“京师人家，冬至多食馄饨，故有冬至馄饨，年之萌始之说。”南宋临安城有钱人家冬至时所吃馄饨，品种可达上百味。《武林旧事》：“享先则以馄饨……贵家求奇，一器凡十馀色，谓之‘百味馄饨’。”
至于冬至吃馄饨的原因，《燕京岁时记》解释道：“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我国古代传说，天地未分之际，宇宙一片混沌。历经18000年孕育，终于出现了盘古氏，盘古用利斧开天辟地，又经过18000年，才形成日月星辰、锦绣大地。冬至之日为一年中阳气上升之始，在这一天吃馄饨，取天开于子，混沌初分的意思。所以人们以吃馄饨来象征打破混沌，开辟天地，据说这天吃馄饨可让人聪明。
“数九”寒尽迎春分
数九，用物候形象地反映数九中的气候变化情况，是冬至期间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习俗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阳数,又为极数，数九即是从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九”，依此类推。冬至过后，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便在“三九、四九”，所谓“热在三伏，冷在三九”。数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最后“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从冬至到春分，整整九十天的时间，正是寒极转暖、春回大地的过程。
“九九歌”的产生和流传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里已经有“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的记载。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气候相差悬殊，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九九歌”也有所不同。现在发现最早的“九九歌”，是后唐同光三年(925)前传入敦煌地区佚名的《咏九九诗》。
“九九消寒图”出现的年代比九九歌要晚，元杨允孚《滦京杂咏》：“试数窗间九九图，馀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徧无馀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原注：“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图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作杏花，即回暖矣。”大约元末在北京地区的闺阁中已流行画梅花的习俗。
到明清时，“九九消寒图”已经非常流行。《帝京景物略》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另一种消寒图，以清宣宗道光皇帝御制词“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二句，每字各九画，用双钩装潢成幅。日以“阴晴风雪”注之，自冬至始，日填一画，凡八十一日而毕事。
“九九消寒图”流传有许多不同版本，良莠不一。刘若愚曾在《酌中志》中批评司礼监印刷的“九九消寒”诗图“皆瞽词俚语之类，非词臣应制所作，又非御制，不知如何相传耳，久遵而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