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延迟退休的政策引发关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阎志鹏称：延迟退休要因人而异，强制延迟退休不公平。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近期，民政部发布《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超过2.8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9.8%;65岁及以上老年人达2.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4.9%。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5亿人。
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人口减少，养老负担日益加重。未来该如何养老，养老金体系又该如何应对，能否缓解百姓未来养老之忧?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阎志鹏在裹足不进网财经《有识》栏目表示，中国的特征是“跑步”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延迟退休是一个重要的应对策略。但他同时指出，延迟退休要因人而异，比如有的人身体状况不好，强制其一定要延迟退休未必是一个好政策，对这类人群也是不公平的。国家在考虑延迟退休方案与实施时，要对不同人群进行有区别地对待。
此外，阎志鹏还指出，老龄化加剧，中国缺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可以请其他国家的人“进来”，鼓励移民，通过国际的技术和劳动力流动，解决中国少子老龄化的问题。
以下为文字实录：
1、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又该如何应对?
阎志鹏：中国的特征是“跑步”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达到14%则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中国是在2002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了2021年左右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前后仅用了19年时间。对比来看，一些发达国家从老龄社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用了几十年，例如法国是用了超过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19年，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变。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单单是一个政策或多个政策引起的。过去有人认为“一胎”政策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很大，但其实即使没有“一胎”政策，随着职业教育的提升，提别是妇女教育程度的提升，生育率也会下降。
但我们对待老龄化不能太悲观。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当时的退休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而目前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特别是这两年高校毕业生连续突破千万。需要辩证、客观看待老龄化的发展，尽管退休人口变多，但因为受教育水平上升、劳动力素质更高，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红利。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延迟退休是一个重要的应对策略。目前一些国家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例如日本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70岁;法国今年则提出，能够拿到全额退休金的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延长两年至64岁。
当然，延迟退休要因人而异，比如有些人身体状况不好，强制他一定要延迟退休未必是一个好政策，对这类人群也是不公平的。国家在考虑延迟退休方案与实施时，要对不同人群进行有区别的对待。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点是科技进步。对于少子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最近这一年，AI被广泛谈及，ChatGPT等的深入应用，能够提升某些领域的生产率，过去需要100个人做的事情，可能现在只要一两个人做。举例而言，英文不是母语的情况下，我们作为老师写英文文章为了投稿时，以前会花几百甚至上千美元来请专业的美国编辑帮助修改。现在我可以让ChatGPT免费帮我修改，这当然也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以后的饭碗。
此外，我们不仅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市场，也要看到其他国家市场。中国缺少劳动力，可以请其他国家的人进来，鼓励移民，通过国际的技术和劳动力流动，解决中国少子老龄化的问题。
2、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养老金融”纳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这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如何为养老金融注入新动力?如何变“储蓄养老”为“投资养老”?
阎志鹏：养老关系民生，政府和机构能否做好人民的养老工作，让所有人都能够幸福养老，有足够的财富去养老，这是一个基本的民生问题。所以，养老金融列为这五大文章之一，我觉得非常必要。
国际上通行的养老金体系是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金，体现基本原则，人民无论其出生、家庭、财富和健康如何，都有权得到基本的养老保障。为了保障基本原则能够贯彻执行，国家要出力，有财政兜底的责任。但如果个人只有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即一般所说的退休金，那只能是过得有基本保障，我常说这叫“温饱”。如果你想退休能够生活得更自由一点、更独立一点，那就还需要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这体现了另一个设计养老金体系的理论——生命周期理论。
我们理性希望能够平滑一生的消费，但其实我们的收入是不平滑的，在工作生涯中，收入相对来说要高于支出，但是在退休时，很有可能收入是低于支出，如何才能够平滑一生的消费?可以通过在工作的时候积累一些钱，通过储蓄或是投资，来为养老作准备。
为了鼓励个人能做这件事情，政府提供了一些激励政策，突出表现在从税收优惠上鼓励雇主和个人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和投资，即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第二支柱是雇主和个人共同出钱，完全积累，完全属于个人。第三支柱是个人自己积累，政府提供税收优惠。
过去，中国的第二支柱，即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只有少部分的劳动者才有，推出近20年覆盖了7000多万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年底推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补充了养老金体系的短板，这也是必须要坚持的一个长期制度。
3、人口负增长叠加快速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该如何保障养老金可持续性?
阎志鹏：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最后肯定是有经济能力和政治意愿为基本养老金兜底。中国有这么多国企，可以利用国企分红作为财政资金来为养老金兜底。二是，养老金的增长方式包括增加缴费与增加投资收益。但目前缴费额度已经挺高了，可以探索增加投资收益。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只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要走出去，其实外面也有很多投资机会。
三是除了传统的股票和债券外，可以考虑更多的另类投资。建议国家在养老金顶层设计与监管方面再灵活一点，允许创新。养老金应该是最长久的一个基金，投资应该允许短期内有波动，甚至亏损。
4、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如何看待看过去一年的数据情况，养老第三支柱建设还有哪些难点?
阎志鹏：从去年年底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到今年6月底，就已经有4000多万人开户。中国16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8.8亿，4000万开户人数占比8.8亿是接近5%。对比来看，美国个人老金制度从1974年到现在发展将近50年，但拥有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占比劳动年龄人口也不过才18%左右，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一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了不起的。
看到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中国开户人数多、实际缴费人数少，低额缴费的人多、高额交费的人少的情况。超4000万人开户中，只有900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从缴费额度看，到今年每个人应该有2.4万的额度，但其实真正交满2.4万的人非常少，人均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只有约2000元，离2.4万元还有很长的一截距离。
个人养老金产品数量多也是一大特点，已扩容至700余只，但是购买产品的人并不多。过去一年中国股市表现不佳，一些投资者投了养老基金有一定的亏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积极性。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宣传更多把重点放在税收优惠上，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费率优惠。投资者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所享受的优惠费率可以带来3%—35%左右的额外收益。
5、对于个人养老金，国际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你对个人养老金还有哪些建议?
阎志鹏：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首先可以借鉴的是额度问题。目前中国是每人每年有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额度，但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额度并不是如此整齐划一。美国养老金第三支柱IRA(个人退休账户)在2023年的缴费限额是6500美元，而年龄超过50岁的人缴费限额多1000美元缴费额度，即7500美元。2024年上述两个缴费额度会各涨500美元，分别对应提升至7000美元和8000美元，这是在根据通货膨胀指数不断调节。
再如韩国，其人口结构和中国非常相似，韩国的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是根据收入来进行有区别的划分，具有一定灵活性。目前一般人的标准缴费额度是400万韩元，相当于2.2万人民币左右。如果收入特别高，缴费额度减少100万韩元。如果年龄超过50岁，缴费额度会增加200万韩元。
于中国而言，可以借鉴个人养老金额度根据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收入来进行有区别的划分。像年纪稍大一点，接近退休的人群，缴费额度可以高一点。
此外，目前规定养老金账户资金享受税收优惠，且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也不用交税，但在退休取出时需要缴纳3%的税，这3%不仅是对领取的投资收益进行征税，且对本金也要收3%，这对很多中国投资者是一个“惩罚”。
为何这么说?因为中国目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只有6500多万人，大部分中国劳动者是不用缴纳的，且通过一般账户投资是暂免征税的。这也意味着，反而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退休后取出来要交3%的税，投资者可能会觉得不划算。所以，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在现阶段暂免相关的税收，即取出来也不需要收3%的税。
另一个我关注的重点是一些特殊群体，比如灵活就业人口目前已经超过2亿，这部分人的养老该怎么办?可能需要政府、平台、个人三方出资共同来解决。
